4月29日，国内主流媒体新华每日电讯以郑振铎“虎口”护古籍为题，整版报道了郑振铎等爱国学者抢救转移珍贵藏书的动人往事，文章多次大篇幅提及我校郑振铎与闽海文化研究中心陈福康教授致力于郑振铎研究的辛勤体会和切身感受。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陈福康教授长期搜集、整理郑振铎相关史料的过程，并以陈福康的亲身体会带领读者们了解前人“护书”的艰辛历程。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学者，原籍福建长乐。我校多年来始终紧抓地处长乐的区位优势，积极开展郑振铎研究。2014年，我校成立了郑振铎与闽海文化研究中心，作为目前国内外唯一的郑振铎研究机构，开展了郑振铎及闽海文化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今，我校正紧锣密鼓筹建郑振铎文化馆，依托陈福康等郑振铎文化研究专家领衔的研究团队，打造富有地域文化特点、兼具福外特色教学科研基地。
文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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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郑振铎故乡的纽约国际手机登录担任郑振铎研究所所长的陈福康看来，郑振铎他们收书的环境是那样艰苦，取得的成绩却那样让人骄傲，“早在1941年3月，郑振铎在信中就骄傲地说，他们用不到百万元之款买下了大量古籍，其中够得上善本标准的就有近4000种，已经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善本总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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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振铎护书往事中的更多细节，逐渐被学者打捞出来。
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的目录卡片里寻找郑振铎有关手稿时，发现目录中有5册《木音》，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调出来一看，不得了，原来是郑振铎写给同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已装订成册，共计270多封！“我当时手都在颤抖，”陈福康回忆说，“因为来不及细看和摘录，我当天就把这一发现告诉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请他以家属的身份要求图书馆提供胶卷。”拿到胶卷的陈福康对着台灯，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郑振铎当年的手迹，将这些信整理出来。
40多年来，陈福康一直致力于郑振铎研究。2011年6月，趁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年过花甲的陈福康第一次到了台湾。在那里，他第一次完整读到了郑振铎当时写给“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蒋复璁的信以及“文献保存同志会”当年的工作报告。
陈福康在台湾期间，正值分藏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但他完全顾不上这一难得的展览。“我每天像打仗一样，早上去图书馆等开门，一直看到关门，中午饭都不出去吃，就啃几口面包。”
在当时的陈福康看来，如果大陆和台湾的郑振铎史料能合璧展出，“其意义绝不在那场《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之下”。
陈福康搜集、整理的史料，让世人得以看到更多隐没在历史里的细节。
“玉海堂刘氏书款已于前日交去，当即将书取来，计共二十二包……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这是郑振铎1940年3月1日给张寿镛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当年护书工作的繁杂与紧张。
“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1940年3月27日，在给张寿镛的信中，郑振铎谈到了为国家购书的苦心与压力。
“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食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问闻也。”“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1941年2月26日，在给蒋复璁的信中，郑振铎这样推辞给他报酬的提议。
“祖父不仅分文酬劳不取，还要用自己的钱支付车船、搬运及通信联络等费用。其实，据我的祖母回忆，那时我家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郑源说，祖父给蒋复璁的信，原原本本还原了他的爱国情怀与高尚情操。
“通过对这些原始文件的阅读，我们能更详细了解到郑振铎先生当年在上海具体做了什么。”陈福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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